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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褚时健

编辑:日期:2020-01-19

2020-01-1913点20分,褚橙创始人、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企业家。

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在他的带领下,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五。但为国家创造利税近千亿的褚时健,十几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退休前他因经济问题获刑入狱……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气的褚时健已是74岁高龄,当所有人包括褚时健的儿孙都觉得“老兵就此凋零”的时候,他拖着多病之躯在一片狼藉的哀牢山上开垦出橙园,重新站了起来。

强人、改革者、高龄创业者……褚时健身上有着诸多标签,但这些形容都太过片面和肤浅,相比之下,他而立之年熬糖、花甲之年制烟、古稀之年种橙,皆能大成,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精神品质更值得探究。

2016年,有个词语因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而火了起来,它就是“工匠精神”。在房地产疲软,社会呼唤制造业回归,以及民众消费升级需求的大背景下,“工匠”这个词至少有两层意思:从技术上说,应该是纯熟精湛的;从态度上说,应该有持续而稳定的动力追求精益求精的。

褚时健就是一个朴素而唯物的“匠人”。


15岁的“谱气青年”

褚时健的“健”字取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5岁之前,他还曾用过另外两个名字,分别是“石柱”和 “褚时俄”,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按宿命论的观点,这两个名字隐约注解了褚时健从出生到而立之年。

1927年农历腊月初一,对应的阳历是12月24日,褚时健出生于矣则(彝语,意思是“小小的”),爷爷给他取名“石柱”,这个带点土气又生命力十足的名字正合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为改善生活下河摸鱼,趁人不注意攀着小火车下学回家……

这种生气勃勃的日子直到1942年,褚时健的父亲被日本飞机炸伤后去世,15岁的他一下子知道了国仇也是家恨,而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除了打猎摸鱼,他还要烤酒。

700斤的苞谷,从浸泡、蒸、发酵到出酒,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别人三斤苞谷出一斤酒,但褚时健可以做到两斤半甚至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秘诀就在于发酵。教他烤酒的师父只跟他说了一句 “发酵的时候要关门”,褚时健就自己琢磨出发酵的好坏跟温度有关,所以他不仅关上门,还有意识地提高发酵箱的温度,这样出酒率一下子就高了15%。

褚时健还有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的是苞谷使用量、燃料使用量、小工的花费等,卖完酒之后要算一下赚了多少钱,从不搞糊涂账。

精益求精和成本核算是褚时健的商业本能,但后来演化成他管理生产的“大杀器”,青年时的勤学多思,让他成为一个做人做事“有谱气”的人。


35岁的“右派厂长”

褚时健一生徘徊于玉溪、昆明,很少走出去,但却视野开阔,见解深刻。这就不得不从上文提到的另一个名字“褚时俄”说起,这个“俄”是俄国的“俄”。褚时健的老师是共产党人,所以很早就潜移默化地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而他的堂哥褚时俊就读于西南联大,褚时健去西南联大食堂蹭饭的同时,也被激进热烈的革命思想洗礼,广袤世界的画卷在他眼前展开。

褚时健从少年起就不断品尝命运的无常无情—在战争年代,他的两个弟弟病死,一个弟弟和情如手足的堂哥牺牲在战场上。不久他的母亲也离他而去。后来,他自己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顶着这顶帽子,褚时健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地方—曼蚌糖厂。

红糖在那时是一种紧缺资源,由供销社统一售卖,按现在的市场思维,紧缺就意味着利益。但蹊跷的是,不愁原料也不愁买家的曼蚌糖厂是一个年亏损20万的国营企业,褚时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他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敲锅”。熬糖就是在种着甘蔗的田间地头搭上窝棚,支上土灶用大铁锅熬甘蔗汁,水干了,糖就出来了,非常粗放。褚时健看到熬糖的大铁锅沾了厚厚一层泥巴和铁锈,为了更好导热,就让人敲掉这层硬壳。

第二步是“改灶”。熬糖的燃料用的是褐煤和木柴,但是褐煤结构散,烧不完就掉落,浪费严重,木柴价格又高。褚时健把榨过的甘蔗渣堆起来,晾干水分后做燃料用,大大节省了费用。

第三步是“加滚筒”。把甘蔗塞进滚筒榨出汁来,原先用3只滚筒,100斤甘蔗出糖率只有9%,褚时健又加了两组滚筒,把出糖率提高到12%,这个简单的举措预示着褚时健在 “技术导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

曼蚌糖厂当年实现盈利11.7万,全县沸腾。褚时健宣布来年拿出3万元做技术升级,并把两位技术员送上去福建学习的飞机,在那个年代,想坐飞机需要出具繁琐的证明,而高昂的票价几乎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褚时健用自己的方式宣扬对技术的重视。

此后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低调务实的“右派厂长”褚时健始终没怎么受到残酷迫害,毕竟不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需要吃饭,都需要搞好生产。


67岁的“亚洲烟王”

玉溪有座山,山上有座塔,但本来塔是白色的,为了响应“全国河山一片红”的号召,被涂成了红色,后来这里成了玉溪的地标性建筑。

1979年,褚时健因表现出色,被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报到当天,地上随处散落的烟丝、烟杆,宿舍区随意搭建的鸡窝、煤棚,让褚时健怒不可遏。但真正刺激褚时健的是在云南省的香烟评吸会上,评委给红梅烟的评语是“辣、呛、苦”,对于严峻的挑战,褚时健的第一反应是“生活可以过得有点意思了。”

褚时健的强人性格尽显无疑,他在站稳脚跟后,明确提出“企业就是要挣钱的!企业有了利润,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这句话在上世纪70年代,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

褚时健的改革措施很多,基础性的有两块:原料和设备。

先说原料。卷烟之所以好,好在烟叶,所以褚时健把烟叶生产作为重中之重,烟田被他称为“第一车间”。早在1953年,新中国在河南许昌召开了有国际著名烟草专家参加的全国烤烟工作会议,会上评比全国各地的烟叶质量,玉溪烤叶以高出早已名满天下的“豫烟”8分,达到108分的最高分,摘取了中国烤烟的桂冠。自此,云南获得“烟草王国”的美名,玉溪成为一块种植烟草的宝地。

可褚时健种烟的想法有悖法理,《烟草种植法》规定:卷烟原料由烟草公司调拨,卷烟厂只负责生产,无权插手其它环节。在省政府帮助下,褚时健立下军令状保证利税增长,并承诺仅限玉溪一地进行试验之后,才被烟草局放行—这只是褚时健改革激流中遇到的一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头。

198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农业硕士左天觉和他的朋友美国烟草专业博士琼斯来到玉溪,面对葱葱郁郁的烟田,经过考察,他们对褚时健提了三条建议:1.烟叶成熟度不够。2.肥料营养不足。3.光照不足。

关于烟叶成熟的标准,褚时健在美国考察了一圈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烟叶和人一样,足够成熟了就该长老年斑了,细胞开始破裂,摸上去有点硌手,但还有弹性。”但很可惜,中国烟草协会并不买账,褚时健被气得拍桌子:“无论什么标准,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钱包。我们的红塔山、阿诗玛都非常受欢迎,这就是标准。”

大吵了一架之后,褚时健仍坚定走美国评价标准:颜色深、有斑点的是上等烟叶。基于此,“第一车间”的收割时间从每年的八月,推迟到九月或十月,要等烟叶完全成熟。

肥料营养不足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施肥数量不够,二是肥料元素不均衡。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容易解决,褚时健将施肥量增加一倍,并有意识地增加云南泥土中缺少的氮磷钾元素,偶然发现烟梗中富含钾元素,于是烟梗就被掺进了肥料。这个思路也被褚时健延伸到后来的褚橙种植中,他用的肥料就是鸡屎加草炭加烟梗发酵而成。

云南的类地中海气候,光照充足,而烟叶缺乏光照的问题是因为密植,当时人们每亩地普遍种植2000多棵烟苗,但褚时健根据美国专家的建议,只让种1300棵,拉着绳子量间距,也让靠天吃饭随性而为的烟农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标准化作业”。

如此努力之下,“第一车间”的烟叶比以往大了两三倍,中上等烟叶比例超过85%,这已是国际先进水平。

而关于设备,1981年,褚时健带着车间主任和技术员参访了一圈国内的大烟厂,普遍的认知是玉溪卷烟厂使用的机器太落后了,急于鸟枪换炮的褚时健盯上了英国MK9-5卷接机器,但这台机器的报价是291万元!褚时健又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开始算账:“新型机器每分钟卷烟5000支,是旧机器的四倍;梗丝膨胀率高,一箱卷烟能省下15公斤烟丝,节省75元,一天生产50箱烟,每月节省8.5万。而加上过滤嘴,一条烟能多卖3块钱……”最后的结论是:用不了4个月,就能还清贷款。有理有据,无法反驳。

此后,褚时健对于设备和技术的狂热,让他豪掷2300万美元采买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当崭新的设备自德国、美国、日本而来,白的、黑的、黄的人种齐聚玉溪,红塔集团原料和设备两条腿走路的格局就此形成。

1987年红塔集团问鼎中国烟草业老大,1994年登顶亚洲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同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在禇时健管理的18年中,红塔集团(前身为玉溪卷烟厂)为国家贡献利税1400亿,其中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但高处不胜寒,1999年1月,褚时健因经济问题从人生最辉煌处一落千丈,被判无期徒刑,妻子马静芬被关押审讯,儿子褚一斌出走国外,女儿褚映群狱中自杀。此时,“烟王”已年过古稀。


74岁的“创业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最终判决书一共8000多字,据说十易其稿,法官宣判时说“判决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没有如惯常强调“以法律为准绳”。而民众则更为直接和热烈,他们在法院前集合,扯横幅要求放了“褚大爹”,甚至要自发集资补上褚时健的贪污款项。社会舆情更是汹涌,以至于这次“世纪判决”被全国同步直播。在褚时健案件之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资进行了改革,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一年的合法收入就已超过百万。

2001年5月,褚时健因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之后,在哀牢山画地为牢,种起了冰糖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如此境遇中的老者为何还要二次创业,他的妻子马静芬说:“我们要吃饭,要养外孙女。”

2002年,褚时健成立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在一片反对声中,褚时健租下900亩山地,种起了橙子,取名“云冠”。他在跟手下人开会的时候说:“我种的橙子以后不是拿到菜市场卖的。我们要做的是高端产品,按我说的做,保证橙子卖得比肉还贵。”

褚时健的底气在哪里?答案就是“农业工业化”。

传统农业有个很大的问题,靠天吃饭,产品质量不稳定。可能今年雨水多,果子甜一些,但明年就无法保证了,更有甚者,一棵果树上这半边和另外半边的果子口感都不一致。褚时健一个门外汉,硬是啃了一人多高的专业书,摸透了里面的门道,并用工业化思维进行标准化改造。

第二年,果园面积扩张到2400亩,大家这才知道褚时健并不仅仅是 “老夫聊发少年狂”,他真的要大干一场了。哀牢山的果园因地势高,缺乏灌溉和轮种,所以板结严重,褚时健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大型机械深挖改造,将山地变成台田,冒着黑烟“突突突”前行的钢铁怪物与拿着铁锨的农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果园也被改造成褚时健想要的样子。

水果是要靠水来养的,水量的充沛和水质的优良是成就一颗好橙子的关键,而且也是摆脱“靠天吃饭”的第一步。褚时健从举债借来的一千多万中一下子调拨十分之一,从19公里外的南恩瀑布引进甘洌的山泉水,并且承包下沿途所有的水塘—这保证了每年三四月份旱季的供水,眼光不可谓不长远。

2003年,褚时健成立“生产技术部”,这个部门除了研究果树管理外,还有个重大的职责就是研究肥料配比。按照常识,传统橙树肥料以氮肥为主,但研究表明磷和钾元素并不充足,褚时健有个硬规定是“不准使用商品化学肥料”,怕降低口感,所以自创了“鸡粪+糖泥+草炭+烟梗” 的配方,而且在2400亩果园里,要求全部统一作业,挖一米见方、深20厘米的坑,洒进肥料,盖上草和土。

2006年,果树全面挂果,但是平均下来一棵冰糖橙树只能结三四斤橙子,这愁坏了褚时健,在田间地头观察了很多天,让果园各区域负责人做了统计后,褚时健发现一个橙子对应超过了100片树叶,而果园边缘区的橙树挂果要多一点,他隐约觉察到这是光照的问题。

于是他下令做个实验,实行间伐,把每亩地的果树砍掉一些,从146棵砍到了90棵,这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对褚时健和工人而言,果树就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孩子,而间伐也缺乏理论依据,只是一种猜测,所以工人们抵触情绪很大。

但事实又证明,褚时健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他下令每亩地保留80棵橙树,其余的全部砍掉。一下砍掉一万棵果树,可谓是大魄力!

褚时健投巨资建水利工程,建研究所进行技术研发,撰写工作手册用标准化作业保证品质统一。这些措施基本摆脱了靠天吃饭,也让传统农业得到升级,使褚橙品质高出同类一大截。

云冠橙上市之后,人们自发喊成“褚橙”,甚至被称为“励志橙”,因良好的酸碱度和化渣率,以及蕴含的精神力量,一时间供不应求。


90岁的“传承人”

2020-01-19,褚时健在褚橙庄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并在当天宣布成立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由独子褚一斌任总经理,这被外界视作褚氏传承落地的信号。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2007年,褚时健的外孙女任书逸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她和男朋友李亚鑫一起负责起褚橙的销售工作,两个人租个小货车,挎个小包就去了昆明的年货节,靠吆喝卖掉了几千斤橙子。

传统水果售卖要仰仗批发商,但李亚鑫和任书逸决定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并且绕开中间商,直接给零售商。他们依仗着“海归”的广阔视野和被褚时健耳提面命熏染出来的实干精神,软磨硬泡打开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大门,这是中国第一家产供销一体的农业企业。

2012年,一家名为“本来生活网”的电商网站找上门来,网站创始人喻华峰请求代销褚橙,留学时经常逛eBay的李亚鑫觉得机会来了。双方一拍即合,喻华峰为褚橙拟定了一条宣传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橙)”,正式上线后,5分钟卖出800箱,服务器一度宕机。

至此,线上线下渠道全部打通,褚橙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和营销体系,李亚鑫夫妇功不可没。2010年,褚时健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

2013年,在新加坡从事金融投资的褚一斌回到昆明定居,也开始负责褚橙相关事宜。2020-01-19,褚一斌举办发布会,宣布与阿里巴巴独家合作,并开始售卖新产品“褚柚”,在天猫网上,褚一斌以“褚时健儿子”的名义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致客户信,在信中说要“秉承父亲(尊重自然、尊重标准)的态度”。

10多天后的10月21日,褚橙庄园举办发布会,李亚鑫向记者表示没有所谓的“独家合作”,也没有新产品“褚柚”。有意思的是,两次发布会,褚时健都出席参与。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褚一斌想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更大的发展,但遭到了李亚鑫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会破坏农业发展的节奏。两人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

褚时健的态度是纠结的,一边是带有血亲的独子褚一斌,一边是一路伴随自己起家发展的外孙女婿。任书逸和母亲褚映群有着相似的圆脸和一样闪着聪慧光芒的眼睛,1995年褚映群因在洛阳监狱中自杀,褚时健当时向辩护律师马军哭诉:“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褚时健曾经和著名企业家王石商讨如何解决接班传承问题,但不了了之,无奈之下,褚时健只能用一场考试来选拔接班人,他给双方每人划定一块“自耕田”,各自成立公司,实行独立结算,自负盈亏。但是未来在橙子、柑橘和柚子以及相关产品背后,“褚时健”这个品牌概念如何使用?包括对资本引进的态度,都是一家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可以说,褚一斌担任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更像是传承的开始,而不是传承的完结。

记者日前随本刊访学活动六月底拜访褚老。褚老的夫人马静芬正在练习插花,谈起花道,86岁的马老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走东方路线,也不走西方路线,我走自己的民族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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